一九七八年我三十三岁，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辞职，南下杭州报到，成为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一名研究生。开始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每天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就是画画看书、爬山、游西湖、

二零一三年我六十七岁，在美国写这篇回忆的文章，因为我要将《秋瑾组画》的原版捐给浙江美术馆。我发现我又回到了当时的生活：每周有三个半天教人画画用以糊口外，生活的内容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就是画画看书、爬山、游泳。

三十五年，时间够久，回忆当年，一些片段竟然像电影画面一样清晰可见。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那个晚上奇热，半夜好不容易睡着，凌晨三点被震醒，一家人各自从房间光着脚跑出来，站在小院中间，黑夜中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过一会儿，下起了小雨，街上开始有了人声。一两天后，从邻居们倒塌的房子里挖出尸体，在胡同外面堆起了一个小土包，挖出来还活着的人，只有眼珠是黑的。
 

       接下来是毛泽东逝世，当大街上的广播喇叭大声播放新闻和哀乐时，我正站在路边等出版社的卡车，准备把我们的家具搬到仓库。我带着父亲和生病的妹妹离开就要被拆掉的家，住进了出版社大家吃饭的地方，开始了一段没有家的日子。

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关闭十年的大学开始招生。隔年，研究生也重新招生。我到了杭州，选的专业是石版画。
 

       一九七九年美院的导师与我们讨论毕业创作，问我要做什么？我脱口应答：我画秋瑾。没有深思熟虑，也绝非偶然。也许是宿命，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并在我的记忆中刻下深深的痕迹。
 

       一九五九年我的初中课本上有一篇鲁迅的短篇小说《药》，语文老师告诉我们那是以辛亥革命先烈秋瑾的事迹为依据写的。十几岁的我当时深深被这篇文章震动了。黑夜，在轩亭口，一群人等着看热闹。夏家的儿子，造反的革命党夏瑜要被砍头。小栓，一个得了肺病的孩子，等着他的父亲从刽子手那里买沾了人血的馒头，趁热吃下，治他的肺病。夏瑜的头被砍下时，看热闹的人群轰的一声散开。结尾是夏瑜的老母躲闪着人群，走到他的新坟前说：瑜儿，我知道他们冤枉了你。一直落在坟前枯枝上的乌鸦，嘎的一声飞上天空。五十多年了，我一直记得这篇文章。
 

       一九六二年我十六岁去北京读高中，在历史博物馆第一次看到秋瑾那张著名的和服照。我站在那里，人几乎不能动了。她的美丽和坚定再一次震动了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那样的时代，选择了那样的生活！

一九七八年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落榜，浙江美术学院来信询问我要不要去。因为想到浙江是鲁迅和秋瑾的故乡，决定去那里读书。
 

       一九七九年十月为了秋瑾创作，我要收集素材。第一次到了绍兴，住在鲁迅纪念馆。白天去秋瑾故居参观，晚上入睡后梦到她，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我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一早采访秋瑾的远房亲戚秋高。他坐在竹椅上，小木桌放在旧屋前的石板地上，沏了两杯茶。南方秋天的太阳，暖暖的照着我和他。他慢慢的诉说，眼睛不看着我，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他说，秋瑾在大通学堂事先就知道清兵要来抓她。她没有跑。被执刑的前一天晚上，她知道第二天将被砍头，哭了很久，想到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轩亭口行刑前，她请求刽子手让她穿着上衣，因为被砍头的人是要裸露上体的，她是个女人。被砍下的头放在一个铜盆里，她头发很多，铜盆被装得满满的。家里人没有来收尸，是大通学堂的工友将她的尸体抬到一个没人住的破房子里，用席子包了起来。一年后才有一个她的闺中女友将她的尸骨入棺、入土。埋在杭州西湖边上。秋瑾不爱说话，对人很和气，爱打抱不平，爱看书。在家里穿中式服装，颜色不鲜艳。每天早上练剑，有时练哑铃。出门骑白马，有时着男装。随从骑黄马，不是绍兴人，人长得很高大。走水路时，屋后有船，船工名叫沈小毛。到家来次数最多的人，是住在山上的王金发，秋瑾就义以后，他一个人下山，在县城附近打死了一名刽子手。秋瑾的脚是缠了小脚又被放开的。她爱穿高帮皮鞋，皮鞋用的是松紧带。
 

        一九七九年的绍兴轩亭口，亭子已经没有了，石板路也没有了。那地方就像所有南方小城市中心一样的十字路口，铺的乱七八糟的柏油，马路上尘土飞扬。汽车、自行车、手推车、挑担子的人挤成一团。路边的房子说不出是什么样式，墙上到处留着清晰可见的“毛主席语录”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标语、宣传画。街上的农民还穿着鲁迅小说中描述的绍兴人的服装：手缝的棉衣，光脚穿着草鞋或者绿色军鞋，头上一律是绍兴毡帽。而年轻人的时髦服装继续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式：绿军装。这些与我初中时读《药》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我不只一次从老城的秋瑾故居走到她被捕时所在的大通学堂。那里没有任何有关大通学堂的标志，而是一个印刷厂。走在旧的石板路上，一直在想象当年秋瑾骑着白马带着随从走过的情景，想象路边门缝中的目光，可那还是在清朝。
 

       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一名有着两个孩子、温顺丈夫、生活富裕的女人，怎么会有那样的思考？怎么会选择那样的生活？选择那样的死法？前些年在美国看到一个资料，才知道她在湖南婆家居住时，结识了缠着小脚，跟着两个子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姓女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她影响了秋瑾离家去日本留学，也就是因为到了日本，进而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结识了后来共谋起义的徐锡麟，开始办报纸、办学校，准备起义推翻清政府的人生。
 

      “ 我画秋瑾”是一个脱口而出的决定，去绍兴采访得到的只是一些史料。真到了坐在教室铺上白纸构思构图时，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是我第一次的木刻创作。第一稿草图是九幅，拿出来老师、同学都摇头，不行，完全不行！那是一个连环图画的样式。大概因为在出版社我画过两本不成功的连环画。
 

       那时还没有网络，查资料就只有图书馆。从绍兴回来后，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阿甲写的一部小说《中国京剧艺术》带我走出了连环画。其中有两段：一个演员在台上表演角色的丧子之痛，想起自己夭折的儿子，痛哭失控，砸了这场戏。生活不是艺术。中国京剧的人物、服装、道具的符号、程式化表达，给我极大的启发。另一段是武生盖叫天的一段非常著名的武打，是他无中看到点燃的香烟缭绕后而设计的。
 

       这一年浙江美院买下了在北京国际书店展出的全部画册，在闭关锁国多年之后，这批书让我们大开眼界。我有几个速写本记录的就是当年泡图书馆，边看边临摹的情形，那是一种“狼吞虎咽”。
 

       日本艺术家栋方志功的木刻作品将我引向中国民间剪纸。构图时我放弃描绘三度空间形体的技术，大量采用了中国式的装饰性图案化的构图和黑白处理。人物的动作更是放弃了写生模特儿的手段。我早上去公园写生，再去图书馆查图片，完全不对劲！因为要表达的是一个女人要为国捐躯的满腔热血，不是舞剑！整个草图的修改过程就是在真实与艺术表达之间反反复复的推敲琢磨。
 

        最后刻得那幅《秋风秋雨》与前面的几幅大不相同，因为那是我梦中看到的，我必须把那张脸刻出来。这时脑袋里没有京剧，没有民间剪纸、栋方志功。没有艺术，更没有美不美，只有我心里的悲痛和我看到的那张脸上的凄苦。同学给了我一把木匠的凿子，记得木板都被我凿劈了！
 

       现在回想这些心里十分平静，当初可是完完全全的不同：从草图通过到暑假只剩下一个月时间。我要用木刻表现，因为石板太弱了，太三度空间，太素描。老师鼓励我放手刻，不行就再来，同学教我他们运用的刀法。我拿木刻刀不到一年，只刻过几幅小品。我向系里要了一楼楼梯面，堆工具的小房间，放了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就动工了。
 

       那时每天电台报纸都在报导张志新的事，对我来说，那是另一个秋瑾。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处死的共产党员，两个孩子的母亲，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爱艺术，美丽浪漫的一个女人。她冤案的报导让整个中国愤怒了。我每天到了小房间，先看报纸哭一阵之后再开始刻。那七块板里放进太多我自己的悲哀和愤怒。
 

       七块板一次刻好，老师批准后回到大教室。酷热的天气，我匆匆印好，交了作业。《秋瑾组画》被版画系送到美院，美院送到省里，省送到北京全国青年美展。至今，每逢辛亥革命纪念日，它还会在美术馆展出。（插图-2）

对于我自己，作品完成，感情宣泄。这一页翻了过去。三十多年来，再没做这类作品。常有人奇怪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说不清。
 

        二零零九年一位年轻的中国大学教师，版画家，到美国办展。她到我的工作室参观，看了我用丈二宣纸画的水墨以后，对我说：它们和秋瑾一样，都是吐血的东西。我感谢她说出了这句话，这可以算做一个解释，一个答案吗？

二零一三年九月于美国波特兰